[法治时评]广州禁电的法治意义(张玉录)

广州“禁电”的法治意义(张玉录)

  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广州市政府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广州成为继珠海、福州等市后又一个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上牌的城市。

  经过十五天的说服教育期,十二月一日起,广州市交警部门开始严查电动自行车上路。据了解,一日当天,广州共有十名车主被罚,另外,一百六十多辆超标电摩托、非法安装动力装置车辆和五百多辆暂不能出示合法来源证明的违规上路电动自行车被暂扣。

  还有消息说,广东省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马助森等人来到北京,就广州市禁止电动车上路的行政行为,向国家信访局递交了一份有万人签名的意见书,对广州市政府禁止电动车表示抗议。

  首先,笔者本人严重反对目前中国的任何城市禁止电动自行车的通行。电动自行车是顺应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的产物。人们对它的喜欢和依赖程度,可以从大街上的人流中去感受。广州市政府的这个禁电令,比较其他城市的禁电掀起的波澜很大,这与其在中国所处的重要位置有关系。禁电令对许多市民来讲是一件坏事。因为广州市政府的一纸命令就剥夺了其交通工具的选择权。交通和吃饭一样,人们都有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选择食物的权利。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坏事。但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务总是存在正反两个方面。作为一个不好的典型,禁电令从另一个角度具有相当的法治意义。

  第一,可以促进人民群众参与立法的热情。应当承认,现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立法活动是漠不关心的。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因为绝大多数法律会对民众的一些权利作出一些限制甚至禁止性规定。这次广州禁电事件,给我们的民众敲响了警钟,立法绝不只是立法机关的事情。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就要从立法阶段开始,避免自己的权利被立法者限制或者禁止。我国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法律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有参与立法的权利。可是,我们行使的怎样呢?在广州下达禁电令之前,有多少市民向立法者提出了哪些有理有据的阻止下达禁电令的建议呢?

  第二,可以激活法律备案审查程序。禁电令下达后,许多市民爆发了相当的不满情绪。这一点,可以从网络上热的烫手的帖子中感受得到。作为一个社会个体,表露不满情绪的方式基本上限于此。但是,广东省自行车行业协会秘书长等人却跑到了北京,向国家信访局递交了万人签名的抗议书。在对他们的举动表示敬意的同时,也有些遗憾。他们何不通过法律程序要求撤销禁电令?为何仅仅是抗议?自从立法法出台以后,依法被撤销的规章以上的法律性文件的事情还没有发生。希望通过人们对禁电令的不满,能够促使有关机关启动法律备案审查程序。不管结果如何,对于我国法制建设都将是一个巨大进步。

  第三,可以促进行政救济法律制度的发展。现在因为禁电令被罚款、警告、扣车的已经达到数百人。他们是直接的受害者。还有间接受害者,那就是电动自行车的生产商。由于广州这个巨大市场被人为地取消,他们的利益自然受到侵害。那么他们除了向国家信访局递交抗议信之外,如何通过法律规定的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等法律途径获得救济?从目前来看,我国尚缺乏这样的行政救济法律制度。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对立法之类的抽象行政行为单独提起诉讼或者复议的,都不属于受理范围。广州自行车协会之所以跑到国家信访局去,大概也是因为没有更合适的法律救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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